《人都是要死的》
《人都是要死的》是法国作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所写，体现存在主义思想的小说。小说描写了喝下长生不老药的主人公雷蒙·福斯卡，参与历史上众多真实事件的故事。福斯卡认识到自身的有限，渴求永生，在永生后却又发现失去生命的自身已然失去了追求事物的价值。一切事物在时间的维度上都亘古不变，意义在永生的角度上只是不断涌现和磨灭。他逐渐无法理解常人对事物和生命的追求，成为了存活的死人。
生命与死亡是存在主义的重要话题，《人都是要死的》中对生命的讨论是略显悲观的。主人公获得长生后得到的永久的生命只给他带来了痛苦和虚无，福斯卡找不到自己的存在的证据，在几百年的时光里，唯一记得使这一证据产生可能的几次事件，并在这些事件中对这一证据的可能更加失望。福斯卡是永生的和“超越”的，但是其它人不是，这种“超越”也没有给他带来超越人的可能性，除了不朽的生命之外。
波伏娃是存在主义哲学家，与萨特是伴侣。在对波伏娃思想的调查中，更多的是关于她《第二性》中的女性思想，尽管其中渗透着存在主义，才疏学浅的我难以探究。于是我选择萨特的视角来思考小说的主旨。
粗浅地说，萨特认为，存在分为两类，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。自在的存在处于意识之外，它就是它所是，而自为的存在就是人。人首先是存在，人的存在不是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的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人都处于这样的境况之中。在这之后才有人的本质，人的本质是自身通过自由的选择来创造的。这是一种绝对的自由，尽管受到人身边预先存在的处境的限制，人的选择仍然是自由的。
而这样的自由首先披露了一种不确定性，察觉到这种惊人自由的人首先会发现世界的不确定性。伦理观念也好，理想信念也好，现有成就和名誉也好，都是可被自由左右的。固定的默认的事物，只消一个自由的念头都能抛之不顾。如此这般，正确和错误突然变得并不明显，周遭的一切都蜕变成不确定的。这样的压倒性的自由使人突然陷入大片的虚无中，此时“我自身生命的意义是否也是预设的？”的问题会自然地产生。生命的意义变得并不显然，我们找不到看不到触摸不到自己的意义，我们同样无法从任何一个确定性的地方得到确定性的答复说：“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”。
所以人渴求确定性，需要通过与确定性的观照来觉察生命的意义。这样的渴求可能会导向三种可能，从外在寻求确定性，从自我寻求确定性，从死亡寻求确定性。同时人并未被赋予不面对这一事实的自由，无论最终选择如何，人必须承担做出这一选择的责任。
在此处讨论的背景下，从外在寻求确定性无疑是一种蒙骗，因为产生不确定性危机的原因就是外在的不确定性。那剩下的两种可能便是自我和死亡。
我有意义吗
事先确定的自我可信吗
按照萨特的理论，人的自我(本质)是在存在的基础上，由人的意向性选择创造的。
那自我是确定的吗？
可能是不确定的，既然是由人自身的选择而创造的，在此后的任一时刻便存在着被否认的可能，所以自我对此后的时刻都是不确定的。
但是在另一个角度上看，自我是人创造的一种既成的确定性。哪怕在绝对的自由中，处于任一阶段的人势必已然基于选择构建了某一阶段的自我，这时的自我是过往的选择得到的，它落后于当前的选择，它是众多假设和取舍得到的虚假的确定性，但是是可觉察的，是过往的一种确定性。
相比于外在，它要更为可靠。
那人应该通过自我来获得确定性吗？这可能有两个潜在的问题：自我是个体性的；自我是没有未来的。
我的自我是个体性的，自我潜藏着一种个体的欲望。人通过过往的自我来指导生命，容易生活在极端个人的世界中，而人的生命是存在他人的。萨特说，他人即地狱。当我的自我与他人的自我产生冲突时，两种意志就会演变成支配与被支配的斗争之中。在自我的角度，人无法观察和体悟他人，他人对于“我”来说，是一个与外在等同的对象，我的意向性才是我的世界的核心。而这对他人也是等同的。这样的斗争确与尼采描述的权力意志别无二致。
另一方面，自我是过往的，它难以解释未来的可能。如若我以自我为指导，选择与过往的我相一致的选择，我摧毁了自身的自由，这是一种可能性的丧失，如若我不这么做，我仍旧无法看到未来的方向，在无限的分支可能中我仍然踌躇不前。
或许自我并不十分可靠。
死亡是可信的吗
死亡是确定的吗，是确定的。这里讨论的死亡是物质性的死亡，无论是二元论还是物理主义都不否认：没有人可以从死亡中幸存。人总是要死的，所以死亡是不确定世界中唯一的确定性。从确定性的角度来看，死亡十分可靠。人会通过死亡来确定自我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倾向。萨特认为，“死亡是必然的，但它的发生充满偶然”。死亡本身没有意义，它的意义需要由人去选择，所以死亡的确定性并不影响人的自由。由死亡来确定意义大体可以分为两种，规避死亡，或者与死亡对照。
规避死亡，即规避死亡的人生是有意义的。死亡是肯定的，但如若在众多选择中，我选择能够使我的某种象征物从死亡中幸存的话，我的人生便是有意义的。这实质上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：死亡是令人恐惧的，我应当想方设法逃离死亡。这样的想法可能带有宗教色彩，或者存在相当的疑惑，是否存在着能够象征我的事物，它能否永存，而它的永存是否代表着我对死亡的逃脱。除却宗教的可能，这样的论点不太可信。
与死亡对照，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经常采用的视角。人只有在意识到死亡的时候才有得到意义的可能。克尔凯郭尔认为，只有体察到人生的有限性，才能展开赋予人生意义的创造活动。海德格尔认为，只有死亡才能使“此在”自身，真正个别化。所以生与死的对照，在他们的观点中形成促使人获得意义的张力。作为终点存在的死亡，它的存在本身能够使生得以显现，无论是萨特所说的人对死的解释还是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中。这也是《人总是要死的》所阐释的，失去死亡的福斯卡失去了生，他存活的意义丧失了，长足的岁月中他只能依靠感情来获得片刻的生的体验。
与死亡对照是十分可靠的，因为它不像规避死亡一样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否认死亡，它确切地接受了死亡，于是人就从不确定中找到了确定，对照之下，人有了自证的可能：既然拥有死亡这一既定事实，我的生命就能够在此之上构建意义。至于如何解释这个意义则是另外的故事。
但是这好像仍存有疑惑。这样的结论像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，一个是死亡存在着悲剧色彩，一个是人有创造意义的意义。
如果我选择死亡呢
如果我选择死亡呢？这像是不能谈及的话题。为什么在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之后，在意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之后，在意识到人处在巨大的虚无之后，在意识到人孤立无助之后，人不会选择死亡呢？为什么在意识到“原来死亡才是真实存在的”的时候不直接了当地选择死亡呢？所谓“正视死亡”为什么不是导向这一结果？
最为关键的，是人拥有这一自由，选择死亡的自由。
为什么不呢， 死亡是罪过吗？死亡是逃避吗？价值选择的自由否认了这一点。既然人拥有绝对的自由，罪恶和逃避无从说起，选择死亡不过是无尽选择中的一种，选择附带的意义是人为附加的，为死亡定罪不可解释。
那是否是因为死亡剥夺了人创造意义的可能？但是人为什么要创造意义。创造意义的原因在不选择死亡的原因得到解释前是无法阐明的，或者两个问题是一致的。
所以人为什么不直接选择死亡？
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因为他人。
我的意义，我的存在，我的生命，我的死亡，上述的讨论都只有我一人。在我一人的语境下，如果不选择死亡无法解释，那么人就没有活着的原因。这样的原因在我自己身上，在我自身能穷尽的思辨中可能是难以找到的，但是一个可行的或者显然的原因来自于我自身之外，与我一同苦恼于生命之为何的他人。
他人可以成为人生命的原因。人再怎么建构理想世界都无法将他人排除在外，人的自由使得人做出选择的时候能够考虑到他人。既然他人存在，我或许没有选择死亡的原因。我创造的意义将为他人创造，我的生命是与他人共存的。
关于这本书其它我想说的
福斯卡在时间上是超越的，但是他的思维和能力上并不是。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岁月中，他轻描淡写地尝试，轻而易举地失败，轻而易举地绝望，未曾见一点长进。他没有利用长生的可能性创造不朽的象征物，没有利用永恒的时间去深究世界的真相，他一直都只是在抱怨，抱怨自己的“不存在”。他看不见他人，哪怕看见了也只是通过他们来获得“生”的感觉。
几百年的教训没有使他认识到某种本质，他并未形成牢固的对时间的认识，牢固地对有限寿命的认识，他只是渴求配不上长生这一超越性的自己一个人的“存在”。
并不是永生诅咒了他，是他的有限性诅咒了他。
另外的，几百年岁月唤醒福斯卡不是新大陆的发现，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不是人类解放的可能性，而是爱情。是什么让爱情拥有战胜数百年的力量，是赋予在爱情上的幻想还是爱情是人自我的表征。